清晨5点，当城市还在沉睡，一辆辆垃圾清运车已穿梭于大街小巷。它们的目的地，是分布在山东各地的102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。

黄河北岸，济南首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光大环保能源（济南）有限公司，抓斗一爪抓起7吨垃圾，经烈焰淬炼转化为3000多度清洁电能，足够三口之家全年所需。

前不久，我国首个针对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的专项文件《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》（以下简称“固废十条”）出台，明确提出“因地制宜确定生活垃圾处理方式，合理布局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”。

曾几何时，“垃圾围城”是令许多城市管理者夜不能寐的难题。然而如今，垃圾焚烧已从破解“垃圾围城”的应急手段，步入精细化、协同化的新阶段。中国的固废治理，也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、从单一处置到系统循环的深刻转型。

聚焦山东，102座焚烧厂构成的网络，恰是观察行业演进的微观切片。产能是否真过剩？填埋场该封存还是重生？行业未来何在？三问背后，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考题。

一问：垃圾焚烧厂真的“吃不饱”吗？

有的地方“抢垃圾”，有的地方“烧不完”

●不论“吃不饱”，还是“烧不完”，归根结底，症结不在总量，而在结构。破解之道，正在于打破行政边界，强化系统协同

“全国2172座垃圾焚烧炉，平均负荷率不足60%！”

2025年一研究发布的数据迅速点燃舆论，“垃圾不够烧”成为热议话题。

表象之下，仍需理性辨析。

事实上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明确，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合理负荷率区间为设计能力的70%至110%。以此为标尺，审视各地运行状况，差异显著：

浙江77座在运焚烧厂平均负荷率约90%；天津13座焚烧厂平均负荷率约为61%；而在山东，102座焚烧厂设计日处理能力为9.05万吨，2024年实际进炉量7.59万吨，平均负荷率达84%，仅10%的设施低于70%警戒线。

可见，“产能冗余”并非普遍现象，而是区域冷热不均——有的地方“抢垃圾”，有的地方“烧不完”。这种分化，正是垃圾治理从粗放扩张迈向精细发展过程中，不可避免的转型阵痛。

要知道，适度的能力富余本属正常。尤其对人口密集、垃圾产生波动大的大城市而言，预留应急处理空间，是保障城市运行韧性的必要安排。

但对企业而言，高负荷运行直接关系发电收益与单位运营成本。当现实负荷未达理想水平，不少企业便主动“找垃圾”，通过掺烧一般工业固废等方式填补产能空缺。

这一现象的根源，可追溯至垃圾处理方式从填埋向焚烧的快速转型。

以山东为例，2009年全省首个商业化垃圾焚烧项目投运，标志着处理模式开始由填埋主导向焚烧主导转变；2015年城乡环卫一体化全面实施后，大量农村垃圾纳入统一收运体系，原有填埋场库容迅速告急。

为破解“垃圾围城”困局、回应生态环境保护要求，各地加速推进焚烧设施建设。叠加垃圾处理费、上网电价及国家补贴等多重政策激励，社会资本纷纷涌入，焚烧厂数量迅速攀升。

2015年到2024年，全国垃圾焚烧厂从104座增加到1010座，山东则由35座增至102座。围城的垃圾不但不见了，山东还同步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“零填埋”。

然而，热潮之下隐忧渐显。部分市县盲目追求“一县一厂”，或单体项目规模过大，未能科学评估本地垃圾产生量及增长趋势。当实际垃圾增量低于规划预期，供需错配便随之显现。

并非所有地区都“吃不饱”。滨州通过统筹布局4座焚烧厂，统一调度周边区县垃圾资源，2024年日均进场量达3355吨，超过3000吨的设计能力，实现高效饱和运行。

不论“吃不饱”，还是“烧不完”，归根结底，症结不在总量，而在结构，是区域协同不足、规划脱离实际与发展节奏错配的综合体现。破解之道，正在于打破行政边界，强化系统协同。

山东明确，鼓励生活垃圾焚烧厂在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，协同处置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和工业固体废物等。同时，增强省、市、县域内的统一调配能力，推动生活垃圾跨区域转运处置。

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：2024年，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厂共掺烧陈腐垃圾154.41万吨，约占焚烧垃圾量的5%。

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设施利用率，更将填埋场长期积存的“环境包袱”，转化为支撑行业运行的“增量资源”，也为后续填埋场治理埋下伏笔。

二问：垃圾填埋场要不要复挖焚烧？

一场环保与经济的拉锯战

●深圳罗湖玉龙垃圾填埋场复挖的实践，给出的答案是：让土地增值与未来产业税收，反哺前期开挖治理成本

封场20年后，全国体量最大的深圳罗湖玉龙垃圾填埋场正在被开挖。

为何要在此时挖开这座“垃圾山”？

透过卫星地图，答案显而易见——地理位置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玉龙垃圾填埋场已经从早年的荒郊野岭，变成了眼下的城市中心区域。

垃圾被挖出后，释放出30公顷稀缺土地，将与周边土地一起被开发为现代化科技园区“数创智谷”。

放眼全国，生活垃圾填埋场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。

“固废十条”要求，2024年底前停用的填埋场，除有后续使用计划的外，原则上到2027年全部完成封场治理。

封场，意味着对停用的垃圾堆放场实施污染控制与生态恢复工程。通常情况下，停用后的治理方案分为两种：

一种是原址修复再利用，将填埋场生态改造后，变成公园、绿地等公益空间；

另一种是堆体开挖，筛分陈腐垃圾后焚烧处理，原址继续建设垃圾处理设施。

对比来看，前者无需扰动现有环境，还能为市民增添休闲空间；后者则可为焚烧厂补充原料，实现土地资源二次开发。

实际上，垃圾填埋场挖不挖，是场环保需求与经济现实的拉锯战。

从垃圾焚烧厂角度分析，对2024年底前停用且未封场的填埋场，2027年前清运焚烧是科学选择；已停用的，适时开挖亦是优选项。

去年以来，国家大力开展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按照“一场一策”的治理思路，消除风险隐患，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厂等设施处置存量垃圾。

“填埋场复挖不仅为垃圾焚烧厂提供原材料，更核心的价值在于从源头消除环境风险隐患。”在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王玉波看来，填埋场即便被封场多年，仍然存在臭气逸散、渗滤液污染、边坡失稳等隐患。

鲁西南某县某生活垃圾填埋场曾发生渗滤液渗排事故，导致下游水质严重超标。该县通过复挖筛分46.5万吨陈腐垃圾，从物理根源上实现污染清零。

环保账摊开，经济账却显得沉重。

泉州某县处置55.75万吨陈腐垃圾的开挖项目，总费用约1.75亿元，单吨成本达313元；德州某县50万吨垃圾复挖资源化项目，费用约1.57亿元，单吨成本314元。

每个垃圾填埋场的具体情况不同，开挖成本也不同，但普遍是新鲜垃圾处理费的3倍左右。

复挖资金从何而来？多数项目依赖政府财政兜底。这就意味着，是否启动复挖，需结合地方财政实力。财政承压的地区，即便有意愿，也可能因财力不足搁置计划。

当前，城市发展向周边扩张，曾经位于城区边缘的填埋场，如今成了发展“绊脚石”。成本与效益的天平，在城市更新中不断倾斜。深圳罗湖玉龙垃圾填埋场复挖的实践，给出的答案便是：让土地增值与未来产业税收，反哺前期开挖治理成本。

同时，也有业内人士建议，用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，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，协同推进生活垃圾填埋场开挖治理工作。

填埋场的抉择，实则是城市发展观的投射——是短期成本计算，还是长期生态投资？答案已在实践中清晰。理性评估、分类施策、算好大账，方能在环保与经济间找到最优解。

三问：垃圾焚烧厂，未来在何方？

从“环境负担终结者”到“绿色能源运营商”

●对垃圾焚烧行业而言，经营是生存之本，环保则决定未来走向

过去，垃圾焚烧厂肩负着破解“垃圾围城”的重任；如今，大规模建设浪潮渐退，国家补贴逐步退坡，行业正面临更为根本的挑战：在产能相对富余与监管趋严的双重压力下，如何实现可持续运营并创造长远价值？

答案指向一场深刻蜕变，从单一的“废弃物处理设施”转型为集成的“城市环境服务商”。

对垃圾焚烧行业而言，经营是生存之本，环保则决定未来走向。

行业的未来方向，首先受到不断升高的环保标准的影响。

尽管中国在垃圾焚烧技术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，并且现行的排放标准也较为严格，但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更加严格的地方标准，倒逼行业加速从“达标排放”到“超低排放”跨越。

比如，浙江计划2027年前基本完成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超低排放改造，其设定的烟气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，仅为现行国家标准的33%、10%和27%。

对于山东而言，目前尚未出台全省统一的改造令，但更严格的标准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落地。

当前我省97%以上的垃圾焚烧厂采用“炉排炉”技术。根据不同技术路线，单个焚烧厂的超低排放改造投资规模，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，内容包括烟气净化系统升级、智能化监测管控、余热回收利用等。

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若地方标准进一步提高，部分尚未达标的企业需承担高额改造成本，叠加国家补贴退坡与应收账款拖欠等，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周转压力。

在企业方看来，政府部门在企业改造中给予更大力度的财政补贴，方可助力企业稳定达标。

当然，破解企业经营困局的关键，还在于深入挖掘自身蕴含的各种资源价值。

2025年供暖季，光大环保能源（济南）有限公司通过改造工艺流程末端的烟气余热利用设备，将原本约170℃的烟气余热转化为热能，为周边50万平方米的居民住宅提供清洁热源，提高了资源利用率。

然而，热能无法远距离输送的“地理枷锁”，制约了这一模式的推广。早期为规避“邻避效应”而建在偏远地区的焚烧厂，往往陷入“有热难送”的尴尬境地。

系统性破局，需跳出单点思维。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甚至零碳园区，或许是可行路径。

在湖北武汉，华中地区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园——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、建筑垃圾处理、有机垃圾处理、市政污泥处理、工业危废和医废处理等六大循环经济产业链集于一体，对内实现设施共建共享、物质协同处理、能量梯次利用的小循环，对外打通固废变废为宝，向城市输送电能、热能、有机肥、再生建材的大循环。

这套闭环处置体系中，资源循环的脉络清晰可辨：空间维度上强化区域统筹，有效避免重复建设；功能层面上深度嵌入城市能源、建材、供热供应链，构建起上下游协同联动的绿色循环网络。

当前，省内多地也正积极推进此类园区建设，如济南长清区马山镇环保科技园、青岛胶州市循环经济产业园、菏泽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等。

更广阔的前景还在前方。

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提出的零碳园区、碳交易市场等创新工具，为垃圾焚烧企业开辟了参与碳资产管理、零碳能源服务的全新赛道：焚烧减碳量可转化为碳资产，绿电绿证交易进一步放大效益……

从“垃圾处理商”到“绿色能源运营商”，环境效益被具象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，生活垃圾焚烧厂亦从终结垃圾的末端处置角色，蜕变为激活更多资源、服务城市发展的“绿色价值枢纽”。

毕竟，垃圾不会消失，但处理垃圾的方式，可以不断进化。

■本期支持专家：

刘建国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、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

王玉波 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

（大众新闻记者 刘兵 方垒）

责任编辑：乐天